日元升值是非曲直：升值综合症引发泡沫经济 保持近22年之久的固定汇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企业能够长时期不必理会汇率的变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最终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 　　日元升值并没有给日本的对外贸易造成实际的负面影响，这成为一个悖论，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强势日元导致了日本劳动力成本急剧升高，国内物价飞涨，大批日本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致使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逐渐加深。 　　2003年以来，日经平均价格指数从8600多点上涨到目前的10500点左右，日本经济似乎有了持续恢复的迹象。但是饱受经济低迷之苦的日本经济界仍然有点惴惴不安。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元气大伤，随后陷入了一种长期的衰退过程。日本政界更是更迭频繁。历届政府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即使采用"零利率"刺激国内消费也收效甚微。通过标榜“改革”上台的小泉内阁，为治理日本通货紧缩，推出了包括经济搞活战略、处理不良债权等一系列经济改革对策，但短期内企业破产加剧，失业增加，通货紧缩趋势有增无减，“找到摆脱这一困境的出口似乎遥遥无期”。2001年，日本的增长率由小渊内阁时期的1－2％回落至－1.9％。进入2002年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突然一路下滑，从年初大致为125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逐步跌破130日元，此后大致在133日元的水平上波动。日本出口因日元贬值而受益，日本经济在2002年底终于呈现出缓慢恢复的势头。 　　4月起，日元汇率又转为上升。尽管6月以来小泉政府已数次在外汇市场实施干预，以求遏制住日元进一步升值的趋势，但干预未见成效。与此相对应，下半年日本出口放缓，日本各界对经济走势忧心忡忡。雪上加霜的是，在今年5月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时，布什总统放出了放弃“强势美元”政策的信号。而曾经饱受日元升值之苦的日本，此时几乎已经到了谈“日元升值”色变的地步。 　　日元升值的轨迹 　　日元的升值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1年1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8日元(固定汇率)；第二个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自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一直维持在战胜国制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当时实行的是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在经历了经济复兴期(1949－1954年)后，日本确立了“追上并超过欧美”的战略目标，采用“出口投资主导型高速增长”的战术，终于实现了平均每年以10％递进的“奇迹的高速增长”(1955－1973年)。与此同时，日本在这期间的批发物价也成功地保持在年平均上涨率为1％，这也引起了海外的惊讶。 　　正是这连续保持近22年之久的固定汇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企业能够长时期不必理会汇率的变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最终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由此日本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也由1946年－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到1956年－1960年的23.4％。 　　

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出口贸易急剧增长。据统计，1961－1965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7.9％，1966－1970年为15.1％，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1965年，日本对美出口和进口分别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8.3％和25％，并首次出现顺差。196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在“依奘诺景气”的1968年，日本的经常收支在1美元兑360日元的汇率下，出现了“长期的黑字”，GNP规模也超过德国，达到世界第二位。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1971年，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追赶型产业化”已经得以完成。日本的外汇储备开始大幅度增加，日本终于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日本的长期黑字即意味着主要贸易国美国的赤字增加，被兑换的黄金数额也会增加。1968年，美国对外出口340亿美元，逆差17亿美元。美国为了降低贸易赤字，避免黄金大量流出，再三要求外国货币、尤其是日元对美元升值。然而日本没有加以理睬。 　　1971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26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迫使日本和西欧先进国家提高对美元的汇率。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冲击”。紧接着，在同年12月，西方十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提高16.88％，达到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作为基准汇率，可上下浮动2.25％。以“史密森协议”为起点，日本继续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换。被日本视为权威坚守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就这样被美国单方面废弃了。一般认为，这是日元升值中的第一个阶段。在发生“尼克松冲击”的当年，日本经济一度出现衰退，增长率由上一年的10.2％降低至4.3%。但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出现长期黑字的日本经济实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日元升值16.88％后，日本并没有陷入大萧条。景气在1972年1－3月期间达到谷底后开始回升。1972年日本出口的增长率仍保持在19％的水平，贸易顺差达到51亿美元。 　　此后，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元汇率仍继续下滑，1973年2月美国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0％，日本也只得让日元向浮动汇率制过渡。由此日元升值进入第二阶段。可以说，日本由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实非自己所愿。日元汇率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才实现的。并且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日本产业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日本有条件允许日元升值的强大物质基础。而日本产业竞争力提高和出口增加主要靠本国企业的发展，日本企业的许多核心技术都是自己开发的，这也使得日本企业日后能够承受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尽管实施浮动汇率，1971年至1985年日元的升值过程还是比较平缓的，从1：315升至1：200的水平，这一阶段的日元升值并没有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国际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石油危机的影响致使各核心国为滞胀所困扰。日本在1974年和1975年的两年内也受到“通货膨胀”、“萧条”和“国际收支赤字”这“三重困难”的困挠。面对这三个经济困难，日本采取了严厉的金融紧缩政策，终于克服了由进口通货膨胀引起的国产通货膨胀，并使国内通货膨胀率下降。 　　与此同时，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其国际竞争力逐渐得以恢复，出口开始增加，并且完成了景气恢复和经常收支的黑字转换，经济增长率开始稳定在4％－5％，成为最早摆脱“三重困难”的国家。 　　其中增长最为突出的是日本的汽车产业。由于日本汽车产业依靠合理化手段解决了石油危机造成的原料价格和工资的上涨，日本车的低生产成本和高质量使其出口迅速增加，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1975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在日本车的大举进攻下，欧美汽车企业的经营开始恶化，失业激增。于是他们设立了限制进口、出口自行限制等歧视日本的壁垒。尽管如此，1981年，日本的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为215万辆，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也仅出口了69万辆。汽车产业称霸世界市场成为促进化学工业精细化的主要因素，同时也给日本的钢铁工业及电子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80年代前半期，国家及地区间的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的不平衡显著扩大。1985年，作为20世纪体系中心国家的美国，在出现1244亿美元巨额贸易赤字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经常收支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的“双胞胎赤字”。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75年来第一次沦为纯债务国，对外债权余额达到1119亿美元。 　　而另一方面，日本为适应石油危机之后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而推行的产业调整进行得非常顺利，到了80年代则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1981年顺差为87亿美元，到1985年顺差已增至461亿美元，5年之间增加了近6倍，其中对美出口的增加率达74％。 　　美国的贸易逆差与日本的贸易顺差的增大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中近40％是在对日贸易中发生的。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贸易摩擦。在美国底特律，失业者们被日本的进口汽车所激怒，捣毁并焚烧日本汽车以泄其愤。随着日本经济的日渐增长，这样的事件在美国屡见不鲜。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口惠实不至”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仍以汽车为例。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行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在不断扩大。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已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也寄希望于利用汇率——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的对外竞争力，降低贸易赤字。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的发动下，OECD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广场饭店签订了日本人迄今仍耿耿于怀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这便是日元升值的第三阶段。这期间日元大幅升值，在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1995年4月，日元曾一度达到1：80的水平。广场协议，开启了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风与泡沫经济的兴起，后来被众多学者公认为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走向泡沫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加速升值，1986年下半年，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150－160日元。随着汇率比价上升，日货国际市场价格也大幅上升，这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致使其出口增长减缓，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日本的出口企业使出浑身解数维持生存。1985年10－12月期间与前一年相比，出口呈负增长。1986年4－6月期间，名义出口额减少了19.5％，实际出口额减少了7.8％。由于出口的减少和进口的增加，日本经济陷入了由日元升值带来的不景气，1986年的经济增长率由前一年的4.4％降低至3.0％。这就是所谓的“日元升值萧条”。 　　 　　到了1987年，美元汇率趋于稳定，日本终于摆脱了“日元升值萧条”，经济开始好转，并于1986年12月开始了以“平成景气”为开端的经济上升，步入了景气恢复的正轨，经济回升开始加速，对外贸易增长迅速。1984年贸易规模超过了3000亿美元，到1988年、1990年和1993年其规模分别扩大到4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6000亿美元以上，且自1986年起，日本多数年份的贸易顺差规模都保持在500亿美元以上。日元升值并没有给日本的对外贸易造成实际的负面影响，这成为一个悖论，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强势日元导致了日本劳动力成本急剧升高，国内物价飞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降低成本，利用海外廉价的劳动力，大批日本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而且这种趋势越演越烈。不但日本大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而且为这些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被迫随之向海外转移。日本在海外的大举投资，相应地缩小了国内的生产规模，致使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逐渐加深。加速对外投资，同时也导致日本内需不足。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大量裁员，大批中小企业破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失业率逐年升高。去年日本失业率已创下了5.4％的历史最高水平，比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高出了两三倍。 一位专家认为，由于当时日本新兴产业尚未成气候，不能接替传统产业挑起日本经济的大梁，因此日本传统企业大规模投资海外才会对日本国内的需求和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企业在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是致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几年的低迷状态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走强，自然就会有向外扩张的趋势。如果碰巧利率又下跌，那就是火上浇油了。” 　　1986年，日本的经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试图通过大幅降息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这一年，日本四次降低利率，累计调低了近2％，由1986年1月的4.5％下调至1986年年末的3.0％，使日美间的利息差由广场协议时的5％缩小到2％。1987年2月，日本再一次将利率降低至2.5％这一闻所未闻的超低利率。 　　银行利率的大幅下降，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的发动下，OECD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广场饭店签订了日本人迄今仍耿耿于怀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这便是日元升值的第三阶段。这期间日元大幅升值，在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1995年4月，日元曾一度达到1：80的水平。广场协议，开启了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风与泡沫经济的兴起，后来被众多学者公认为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走向泡沫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加速升值，1986年下半年，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150－160日元。随着汇率比价上升，日货国际市场价格也大幅上升，这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致使其出口增长减缓，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日本的出口企业使出浑身解数维持生存。1985年10－12月期间与前一年相比，出口呈负增长。1986年4－6月期间，名义出口额减少了19.5％，实际出口额减少了7.8％。由于出口的减少和进口的增加，日本经济陷入了由日元升值带来的不景气，1986年的经济增长率由前一年的4.4％降低至3.0％。这就是所谓的“日元升值萧条”。 　　 　　到了1987年，美元汇率趋于稳定，日本终于摆脱了“日元升值萧条”，经济开始好转，并于1986年12月开始了以“平成景气”为开端的经济上升，步入了景气恢复的正轨，经济回升开始加速，对外贸易增长迅速。1984年贸易规模超过了3000亿美元，到1988年、1990年和1993年其规模分别扩大到4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6000亿美元以上，且自1986年起，日本多数年份的贸易顺差规模都保持在500亿美元以上。日元升值并没有给日本的对外贸易造成实际的负面影响，这成为一个悖论，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强势日元导致了日本劳动力成本急剧升高，国内物价飞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降低成本，利用海外廉价的劳动力，大批日本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而且这种趋势越演越烈。不但日本大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而且为这些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被迫随之向海外转移。日本在海外的大举投资，相应地缩小了国内的生产规模，致使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逐渐加深。加速对外投资，同时也导致日本内需不足。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大量裁员，大批中小企业破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失业率逐年升高。去年日本失业率已创下了5.4％的历史最高水平，比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高出了两三倍。 一位专家认为，由于当时日本新兴产业尚未成气候，不能接替传统产业挑起日本经济的大梁，因此日本传统企业大规模投资海外才会对日本国内的需求和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企业在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是致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几年的低迷状态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走强，自然就会有向外扩张的趋势。如果碰巧利率又下跌，那就是火上浇油了。” 　　1986年，日本的经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试图通过大幅降息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这一年，日本四次降低利率，累计调低了近2％，由1986年1月的4.5％下调至1986年年末的3.0％，使日美间的利息差由广场协议时的5％缩小到2％。1987年2月，日本再一次将利率降低至2.5％这一闻所未闻的超低利率。 　　银行利率的大幅下降，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房地产公司利用低息贷款投机，抢购有限的城市房地产，致使日本的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恶化了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城市土地价格的投机性上涨，成为投机性泡沫的基础。土地成为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被用来购买土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时，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 　　与此同时，由于利率太低，日本银行也向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公司等高风险和投机的借款人贷款，投向生产领域的银行贷款急剧衰退，贷款投向的比重发生逆转。到1990年，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下降为25％，而非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上升为37％。此期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以日元计算)每年只有5.7％，而股票(1986－1989年)、住宅用地(1987－1990年)、商业用地(1987－1990年)的价格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31.3％、14.41％和15.6％。“非生产领域的日资扩张引发了虚拟资产的价值膨胀，进而被高估，形成泡沫经济。”企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被“泡沫”所包围，这种状态严重影响了实质经济的正常循环，并为1990年的股市大跌、企业倒闭、泡沫经济崩溃埋下了伏笔。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I•麦金农认为，较低的名义利率给日本的货币政策设置了流动性陷阱，使利率工具失去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通过货币政策这一重要的调控工具已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经济就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让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泡沫经济变成了救命稻草。日元升值最终诱发了泡沫经济，并为日本宏观经济管理留下了后遗症。 　　自广场协议后的10年间，日元汇率平均每年上升5.2%。这意味着，如果国际资本在日本买入某一资产，如股票、房地产、债券、日元)，即使这一资产没有盈利，它也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化获得每年5.2%的增值。在日元升值的早期，只有少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买入日本的股票。此后日元升值，股票上涨，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日本。这进一步刺激了日元的升值，使日本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再加上当时日本国内实行的是非常宽松的低利率货币政策，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刺激了日本的地价、股价及高级绘画作品等的价格持续看涨。价格的持续上涨，助长了投机行为，最后终于在1988年到1989年间发生了无法用其本身条件来解释的飞涨。 　　“搭着乐队的车子吹吹打打着行进，好奇的人们跟在后面探寻究竟，看到车子和有人跟着，更多的人因好奇而加入，终于毫无理由地跟在车子后面的人越来越壮大。”对日本这个时期的投机现象，日本金融专家铃木淑夫做出了这样形象的解释。 　　1987年7月，凡高的名画《向日葵》被运到日本。同年10月23日《日本经济新闻》这样报道：“……今年是高额绘画作品的进口高峰年。至8月为止，绘画的进口总额已创历史最高纪录，从欧美进口的绘画作品的平均单价达到538万日元，约为去年的3倍……” 　　与此同时，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双双创出了令人咋舌的战后最高纪录。1989年底，日经平均股价上涨到38915.87日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当时日本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工薪族投资家枕着股票睡觉过年，办公室小姐抱着股票海外旅行”。 　　1986－1989年，东京市中心地价提高了2.7倍。如果将东京23个区的土地全部卖了，可以买下整个美国。1988－1990年的3年间，大阪、名古屋的地价，在住宅地皮公开价格上分别暴涨了2.2倍和1.6倍。许多人认为，日本房地产的泡沫始于东京原宿表参道土地价格的暴涨。表参道曾经只是一条昏暗幽静的小路，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这儿逐渐发展成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在此之前，原宿表参道的地价为一坪(相当于3.3平方米)2、3百万日元，但到80年代末，一坪已上涨至数千万日元。 　　 　　此外，日元的大幅升值还使日本人手中的日元资产价值猛涨，助长了全社会虚假的繁荣现象。1990年，日本人均GNP和资产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产净收入国、头号债权大国和金融大国，“日本人开始升起了走向全世界和买下全世界的万丈豪情。”他们将其巨额海外投资转向美国国债和房地产，开始大量购买美国企业，购买帝国大厦，购买夏威夷的不动产，以至于美国人惊呼日本人在“购买美国”！ 　　1989年9月，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高价买下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后更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则购买了美国音乐公司。三菱公司购买了洛克菲勒财团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为了避免美国舆论的冲击，三菱集团与洛克菲勒集团签订了“购买80％股份的秘密协议。”在夏威夷，每到旅游旺季，饭店里的常客大约有一半是日本人。还有一位从日本来的亿万富翁在一年之间就投入1.5亿美元，在美国购买了178套房子。然而，实际上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期，房地产价格过度膨胀，美国的投机家纷纷抛售。日本只是顺利地接过了美国的经济泡沫而已。 　　虽然人均GNP和资产超过了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美国。实际上，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恶化。与日本人“购买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资产膨胀，地价高涨，在本土购买住宅对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进口壁垒和流通机构的竞争阻碍，扩大了国内外价格差别。而与生活相关联的社会资本的落后，致使上下班电车、公路的混乱更加激化。此外，劳动时间过长的这种现象仍没有改变，过度劳累致死已成为现代日本的一大社会问题。 　　在1988年9月日本首相办公室进行的一项“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民意测验”中，针对“是否真正体会到与世界最高收入水平相当的富有生活”这一提问，只有22.4％的人回答了“是”，69.2％的人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在由经济企划厅提供的《人民生活白皮书》(1990)中，总体上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比例很低，只有30％－50％。在所有的被采访者中，居住在东京、30多岁的男性对生活最不满意。 　　“泡沫经济”在1989年底达到顶峰。日本政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便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1989年11月25日，日本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宣告了金融缓和时代的终结。霎时如晴天霹雳一般，日经平均股价从1989年12月至1990年1月的3.8万日元暴跌为1990年2月至4月的2.9万日元，日本陷入债券、股票和日元这三种行市一齐暴跌的“三重疲软”之中。这个时候，土地价格的“泡沫”也开始破灭。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价转为回落，并从1991年开始一路跌落下去。根据标价，1991年至1992年，东京地区住宅土地的下降幅度为22％，大阪地区为36％，名古屋地区为13％。而普通地价跌落的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还要更严重。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许多人因偿还不了债务而自杀。日本50岁左右的“工薪族”的状况尤其可怜。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借钱买的房子，但泡沫经济崩溃后，房子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即使将房子卖了也只能偿还半数借款。另外，这些人手中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价格也降低了2/3。由于经济零增长，不但工资得不到提高，他们还得面临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许多人因偿还不了债务而自杀。日本50岁左右的“工薪族”的状况尤其可怜。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借钱买的房子，但泡沫经济崩溃后，房子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即使将房子卖了也只能偿还半数借款。另外，这些人手中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价格也降低了2/3。由于经济零增长，不但工资得不到提高，他们还得面临“失业”的压力。 　　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软着陆产生了不良贷款危机和对整个银行体系无法清偿的威胁，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倒闭现象时有发生，日本经济随之进入长达10年之久的衰退之中，至今仍没有恢复。日本人称此10年为“失去的10年”。 日元升值综合症 　　“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日元升值最大的负面影响即体现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上。对这个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来说，出口商遭受的打击是首当其冲的。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企业以120：1的日元兑美元汇率为前提进行生产和营业时，汇率每升高1日元，日立公司的销售额就减少230亿日元，营业利润减少30亿日元，索尼公司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分别减少330亿日元和80亿日元，丰田汽车公司的营业利润将减少250亿日元。 　　日元的震荡上行降低了国际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率，并导致日本宏观经济严重不稳定。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日元升值严重恶化了日本本国的投资环境，使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成本大幅上升，投资大量外流，国内投资急剧下降。从而进一步导致日本国内通货紧缩和价格下降，如1985年2月到1988年2月日元名义有效汇率升值40％，而同期日本出口价格指数下降31％，批发价格下降17％，消费物价仅上涨2％。 　　在日元研究领域非常有权威的经济学家麦金农将日元升值后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定义为“日元升值综合症”。他认为，1971年以来，美日两国政府在执行商业政策、汇率政策及货币政策过程中相互影响，形成了“日元升值综合症”。日美两国出现贸易摩擦时，美国政府对日元升值施加压力，最终扭曲了资源分配，造成两国的经济和福利均蒙受了损失。日元升值综合症是导致日本经济1986－1987年和1993－1995年两次衰退的决定性因素。1986年日本股票和土地价格飞涨虽使其短期内避免陷入严重衰退，但接踵而至的是1990－1991年的泡沫经济破灭，使其1993－1995年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 　　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的下跌，使在泡沫经济时期贷款的金融机构(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为呆帐所苦恼，呆帐、坏帐率超过了全部贷款的10％，这使日本银行陷入了金融不稳的境地。此外，泡沫时期狂乱的土地投资和财政政策的失败导致了日本国内产生了巨额不良贷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住宅金融专门会社(住专)破产引起的不良贷款处理案件。在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逐渐淡薄的1996年以后，日本全国的银行共处理了约57兆日元的不良贷款。 　　一些专家认为，在日元升值的情况下，日本恰当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采取改革措施扩大内需，将它的经济重点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同样有很多扩大内需的机会，如住房、医疗、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很有开发潜力，但日本没有走这条路线，而是更紧地将自己和美国绑在一起。为了减少汇率升值的影响，日本当局货币政策的反应是试图消除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本银行大幅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据东京的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估算，1986-1991年，日本共向新企业、设备和研究投入了约3.6兆美元，目的是将生产成本减少40－50％。结果，由于没有考虑国际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导致了日本至今仍没有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滞胀。 　　日本宏观经济管理的最大教训在于应对外部冲击不当。在外部强大的贸易压力下，日本被迫做出了国际协调政策优先的选择，使日元长期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或升值预期，而宏观调控当局对其日积月累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甚至还为日元升值带来的虚假繁荣和其他短期利益所迷惑，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其最终结果导致日元升值综合症日益加深，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但是，日元的每次升值也均不同程度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一些利益。由于日本的进出口均以美元计价，因此美元的贬值、日元的升值使日本在进口原材料和石油等方面节省了大量外汇。出口损失和进口利益相抵，结果还能使日本获得巨大的“日元升值差益“。1985年日元升值差益达到3.5万亿日元。 　　日元升值还使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以美元计价相应增加，经济实力迅速接近美国。2002年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为5381206亿日元，约为美国的40％。日本的国际收支盈余也大大增加。1998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余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使日本成为世界首富。与此同时，日本的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到如今已超过3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充足的外汇又极大地促进了资本输出和日元的国际化进程，并给日元对外借贷带来增值效益，减轻了还贷负担。1986年以后，日本掀起了“购买美国”热，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商品输出阶段开始转向资本输出阶段。 　　国内外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出口环境的恶化在使日本的出口企业受到冲击的同时，也促使其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面对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日本企业实施了合理化经营措施。如从亏损领域撤退，实行多边经营，增加研究开发投资，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等等。日本企业在克服日元升值的负面影响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出口贸易额连年上涨。 　　日本政府正是看到了上述这些利益，才在广场会议上最终做出了国际协调政策优先的选择，试图以此缓和日美贸易摩擦、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并借机提高日元国际地位，进而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幸的是，由于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失利，最终引发了日元升值综合症，给日本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在日元升值综合症及其引发的泡沫经济过程中，日本的货币及财政政策有着一系列深刻的教训，这对我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个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汇率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命运显得越来越重要。我国应吸取日元升值的这些教训，高度警惕人民币长期升值或升值预期加剧本国通货紧缩。同时应保持货币、财政政策适当的自主性，决不可由于外部舆论压力或者所谓的国际协调，而被动跟随。不能一味为干预人民币升值而牺牲其他政策目标。“归根结底，汇率的变动与各国国内的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国民收入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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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汇率->美元贬值->世界通货膨胀->解除固定汇率,货币升值 这条路西欧在60-70年代 日本在70-80年代都走过 什么叫固定汇率好?固定给美元,难道就好吗? 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日本经济的衰退在于自己的问题,汇率变化不过是加重了这种变化而以.同样解除和美元的固定汇率,西德有了自己的货币定价权就曾迎来过很大的经济增长 ,后来的衰退和统一的负担有很大关系(马克的统一,德国为了原东部的利益,按1:1兑换).就用现在中国的现实,我们自己也明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自己国内而不在汇率! [ Last edited by smalleagle on 2005-4-4 at 07:43 ]